墓碑石碑传统雕刻在明代样式介绍

由于明代特殊的政治原因,由政府官方所下达制作的墓碑石碑较多,民间的碑刻样式也会对其有所效仿,并且对官方的碑刻有所影响,从而形成朝野之间的文化互动。从碑刻的类型上看,所涵盖的类型十分丰富,墓碑石碑占据了其非常重要的成分,其它场所的墓碑对其进行补充,从而形成灿烂的碑刻文化。

石碑
传统墓碑款式雕刻

一、皇亲贵族墓碑石碑简介

在明代时期碑刻最为醒眼的是皇家墓碑石碑,第一位分藩至此的为朱栋,即郢靖王,朱元璋第二十四子,然而据现存钟祥市博物馆郢王墓志铭《郢王圹志》上所记载:“王讳栋, 太祖高皇帝第二十三子也。”这是因为明成祖朱棣通过“靖难之变”上位之后,由于朱元璋第七子原为齐王的朱搏图谋不轨,被朱棣废为庶人,并移除皇子之列,因此在此记载为“第二十三子”。由于郢靖王只有四个女儿,没有儿子继承其香国之地而废封,但是郢王墓在明代一直由留守人员专门看护,这些由朝廷派来的留守人员徐姓落籍钟祥,和当时追随郢王而来的答姓,世代繁行,子嗣甚众,成为当地重要之家族。

石碑
明代墓碑龙头碑图片

1、郢靖王墓的石碑墓碑介绍

郢靖王墓原本建筑非常宏大,据《兴都志.卷七》记载:“郢靖王墓, 有享殿(用于祭祀之处)七间、东西厢十间、神厨五间、宰牲房三间、鼓楼和石牌坊一座、碑亭一座、棂星门三间、石牌楼三间,内官住宅一所。”抗战期间,日军侵占钟祥,对郢靖王墓进行大肆毁灭,加上近代盗墓者频频光题,墓地地上建筑被损害严重,原立于墓地的石龟驮碑早已残断。这通《御祭郢靖王碑文》为祭祀官员所立,刻于明天顺元年(1457) ,以青石所制,碑首用浮雕形式刻双龙戏珠图案,二龙呈卷曲状,龙首朝上,口微张,下有根须,龙分别以一爪举拥火珠,爪有五趾,威猛有力似鹰爪,龙鳞刻较为规整,其余地方为卷云纹,云纹似为托起行龙之势。整件龙头碑首雕刻完成度较高,技法中规中矩,较为朴素。

石雕龟驼碑

龟驼碑图片

碑身两边用以线刻的方式刻行龙环绕,中为碑文,详尽记述了祭祀礼仪有关人员的名单,在最后的碑文尾为“石匠张羊保、陈贵陈奉,镌字匠臣贺伯龄、刘城。"这是所能考察到钟祥碑刻匠人留名在王墓碑刻上的唯一记载。

龙头碑
石碑龟驼碑图片

从原存于地下的墓志铭上可以看到当时郢王墓碑刻技艺的更多风貌,《郢王圹志》 刻于明永乐十三年(1415) ,盖石和志石四周都用减地平雕的方式所刻,装饰意味较强,盖石上端为双龙戏珠,两旁分别有两条行龙朝上,下刻水纹;志石上面刻双凤朝阳,两旁与下端的龙纹水纹与盖石一样。这件墓志铭上的雕刻纹样较为规整娟秀,龙的形态修长潇酒,双凤典雅稳重,偏偏共舞,水纹浪花卷起,汹涌澎湃, 整件雕刻图案既和谐,又不失张力,为钟祥明代早期碑刻雕刻中比较优秀的珍品。

龟驼碑

龙头碑

明代第四位皇帝明仁宗朱高炽将自己的第九子朱瞻拍封至钟祥为梁王,梁庄王备受父皇明仁宗之疼爱,与其兄明宜宗朱瞻基关系也非常密切,因此一生极为雍容富贵,“梁莊王瞻拍, 仁宗第九子。永樂二十二年封。宣德初,詔鄭、越、襄、荊、淮五王歲給鈔五萬貫,惟梁倍之”。他所赐的财物竞是其他亲王一倍之多,《明史》 又记载“四年就藩安陸,故郢邸也。

石材墓碑

石碑雕刻、石碑龙凤碑头图片

襄王瞻谱自長沙徙襄陽,道安陸,與瞻培留達不忍去。瀕別,瞻均衡曰: “兄弟不復更相見,奈何!”左右皆泣下。正统元年言府卑温,乞更爽塏地。帝詔郢中歲歉,俟有秋理之。竟不果。六年薨。無子,封除。”文中所说梁庄王跟之前钟样的郢靖王一样,也无儿子,并且梁庄王府就是之前的郢靖王府,梁王请求搬迁府邸也没得到批准,他去世之后,封国也遣革除。梁王无子,所赐的财物只能跟随其入墓葬,因此在梁庄王墓中所发现的随葬物品是当今现已发现的明代亲王墓中最为精关和丰富的,一共出土金器、玉器和瓷器等5300余件,各种各样镶嵌的宝石多达700多颗,可见其豪气程度,但由于地表上的建筑屡遗破坏,现已无法睹见其墓碑的风采,现钟祥市博物馆存两通青石制的墓志铭:《梁庄王圹志》 和《大明梁庄王妃圹志文》,志石上只镌刻文字,并无吉祥图案,无法推断出当时碑刻之貌。

2、明显陵的的龙头碑龟驼碑简介

明显陵是中国中部地区唯一的明陵,其墓主为明完宗第四子朱祜标,他是明代被封到钟祥的第三位亲王,而他生前并未做过一天皇帝,但是死后被自己的儿子嘉靖帝追谥为“知天守道洪德渊仁宽穆纯圣恭简敬文献皇帝”,在其背后有系列重大复杂的“大礼仪之争”事件。朱祐杭去世为正德十四年(1519),当时只是按照亲王的标准建造墓园,两年后,明武宗驾崩无子, 《明史》记载:“丙寅, 武宗崩,无嗣,慈寿皇太后与大学士杨廷和定策,遗太监谷大用、韦彬、张锦,大学士梁储,定国公徐光祚,驸马都尉崔元,礼部尚书毛澄,以遗诏迎王于兴邸。”朱祜抚之子朱厚德就这样被众臣拥至京师做了明朝第十一代皇帝,嘉靖三年(1524),曾经的兴献王墓正式更名为显陵,嘉靖六年(1527) 。今北京昌平天寿山已有长、献、景、裕、茂、泰、康七陵,明世祖朱厚炮命“修显陵如天寿山七陵之制”,从此显陵便按照天寿山帝陵的建制,扩大规模,直至嘉靖十五年(1566)才宜告修建结束。

显陵的特殊性充分体现在显陵内的墓碑上首先,显陵墓碑石碑的数量是远远多于其他的单体明陵的,共十一通,当时天寿山的单个陵寝中也就两通石碑而已,其次,由于显陵建造了功德碑从而启发了嘉靖给其它没有的功德碑的帝陵修建了功德碑亭,最后,由于地处湖北中部,远离京师,显陵的龙头碑雕刻无论在造型技巧和图案选择上都是与其它帝陵有所区别的。修建明显陵的时间跨度从明正德至嘉靖两代长达四十七年,不同年代的碑刻风格和所用石材也有所不同,如藩王墓时期(正德年间)所用的墓碑与郢靖王墓碑相同,为当地青石所制,而在追溢后(嘉靖年间)后则为枣阳白玉石历经几百年风霜,石材的不同完全体现出来,枣阳白玉制碑刻至今还色泽光润,而青石制碑刻则早已失去当时完整面貌。

从雕刻图案上看,藩王墓时期的龟驼碑在龙图案的形态上较为温和,并且雕凿的技艺也比较粗糙,而明显陵时期碑刻的龙形态则更为粗壮强势,雕刻技艺更加精细,充分彰显出作为帝陵的惟我独尊之气。两者的不同直接原因为雕刻匠人的不同,藩王墓时期的墓碑石碑碑雕刻匠人为钟祥本地匠人所作,但是明显陵时期,工部从全国各地调遣能工巧匠于此,从而创作出了在当时全国都属最为精彩的墓碑上的雕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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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文本由 发表于 2020年12月19日2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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